总台直击丨以色列民众：希望能够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
此外，在现代福利国家、给付行政的时代，以行政任务的实现为目标的行政法学理论之下，专属于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呈现出多样化，如在公法债权学说体系下，存在专属于行政机关行使履行抗辩权或留置权的可能性，如在税务行政领域，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如有欠缴税款情形就自动成为政府的债务人，税收留置权随之产生直至其偿清税债为止。
我们不妨以乡镇长直选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全国人大没有严格按宪法的相关规定和精神立法的结果，也是现行宪法没有得到严格实施的一种重要表现。
田舒斌、李自良、王研：《十万百姓选乡官》，《半月谈》2004年第21期。（三）与政治法律资源配置计划化相对应的观念 政治法律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是各种公共职位，其中主要指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综合管理类的领导职务。确切地说，计划经济是行政权力经济、政府经济。因为1982年宪法修改（实为删除）了1978年宪法的相关规定，授权人大代表质询两院的立法是否合宪有很大疑问。但是，即使只是为了摆脱1978年宪法的遗迹，只是为了严格实施1982年宪法关于人大与法院、检察院关系条款，也是需要人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获得进展的事情。
坚持法治的立场与坚持改革的立场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概括地说，法院、检察院当然应该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我们是在承认这种必要性的前提下讨论这样两个具体问题的：（1）法院、检察院对哪一级人大负责、受哪一级人大监督更能符合既遵循了人大制度的原则，又能保证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2）法院、检察院用什么形式对人大负责较恰当、较符合现行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这两个问题前文都有所讨论。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2011年9月9日）中要求：凡涉及征地拆迁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必须事前向地方党委报告，并在党委统一领导、协调和政府的配合下进行。
凸显了行政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实证性。实现方式有两种，即自力执行和强制履行。[39]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55条规定：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依法实施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或者其他好处，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涉及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事项予以批准或者许可的，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一）行政行为 执行力是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效力，行政行为执行力的观念如何，当然与行政行为有关。
而这种处理方法在实践中早已出现，但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非诉执行案件中法院已经杜绝了为行政机关背书？[27]实际上，在基层法院受理的非诉执行案件中，行政机关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将硬骨头交给法院来啃，甚至将矛盾转嫁给法院，干预法院事务的情况似乎并不少见。[25]同时，实务界也承认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
同时，我国行政法学应当转变思路，从功能、体系和法治的观点，加强对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手段的研究。这意味着上述基本认识的确立，以及以此为立足点研究行政义务实效确保手段，需要转换思维。在这两种理解中间，尚有各种不同观点。前述司法解释第95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
进入专题： 行政行为 执行力 法律效力 非诉执行 。[2]叶说中的行政主体是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特殊用法，与国外的行政主体有所不同。这种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制裁手段，明显重于《兵役法》，[41]其与法律保留原则的关系值得推敲。叶说对执行与执行力、抽象行政行为与行政行为未作区分，是其带有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
[34]前引[24]，郑琦文，第96页。第三，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意味着强制执行的权限属于法院。
[28]前引[24]，郑琦文，第99页。即便相对人行使其因行政行为而被恢复的自由或被赋予的行为能力时，受到了他人或者有关行政机关的妨害，问题也已经转化为经济法或刑法问题，或有关行政机关妨害营业活动的行政合法性问题，与该行政行为的执行属不同范畴。
甘文：《行政诉讼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该法第44条规定：火药类制造业者或运输业者违反有关规定引发灾害或损害公共安全的，经济产业大臣得吊销其许可，或责令其停业。除此之外，尚有公表（公布违法事实等）、撤回授益性行政行为、拒绝行政服务、拒绝许认可、排除合同关系等等手段，这些手段中，有些是定型之行政行为，有些则属事实行为或者难以确切定性的行为，故而与法律保留原则之间的关系往往成为问题。[17]而在现行法中，规定执行罚和直接强制的法律极为少见。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他都没有那种能力。[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行政法学是法学中的后发学科，行政行为概念在公法学建构初期，既肩负着使行政现象获得法学思考可能性的学术使命，又肩负着使行政法学获得承认，在法学中登堂入室的学科使命。
[2]三种体现：①自力执行（即行政相对人自己履行义务）、②行政强制执行、③司法强制执行（包括行政诉讼及有关监督对行政主体的强制履行）。 四、我国非诉执行制度之检讨 那么，我国的行政执行制度又如何呢？它是否也足以招致行政行为执行力观念的消弭呢？ （一）我国的行政执行制度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我国行政执行制度在法律上的最早表达当是《行政诉讼法》第66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间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只有确立了这个基本认识，将概念演绎的篇幅让给实定法状况描述才有了立足点。[7][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4] 在《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各方曾有多种设想。新法施行后，法院判决结案的比例和判决原告胜诉的比例，可能会有一个明显上升。
这可能导致许多行政案件不在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审理。特别是，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法院可以判决撤销。但由于立法者没有对审判体制做出决断，在具体方案的选择上留有很大余地，许多问题将留待今后的实践进一步探索。一方面，基层法院可以通过广开大门、公正审理来扩大案源。
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至少要求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应诉。这样的编排方式没有突出行政诉讼的关键问题，不能很好地体现行政诉讼法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相结合的特点。
[7]何海波《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兼议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根据的重构》，《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最后，经最高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确定若干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6]何海波《复议机关当被告》，《法治周末》2010年7月15日。多数学者认为，这次修改对行政诉讼中的问题基本上做了回应，为行政审判解决了不少问题。
多数学者主张，法院在个案裁判中，对于地方性法规应当有自主选择适用的权力。学界没有提出的许多问题，他们也想到了、考虑了。立法是充满遗憾的作品，这句话既包括制度选择上的妥协和无奈，也包括文字上的拘泥和疏失。胡建淼主编《行政诉讼法修改研究：/span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法条建议及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法律、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性法规。其次，作为前述列举情形的兜底条款，从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有限地扩大到了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合法权益。
三 立法技术的改进和缺憾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法典的生命在于逻辑。法院拒收起算材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还可以给予处分。
这一条款诱使复议机关甘当维持会，以致全国范围内复议决定维持率高达六成以上、改变率不足一成。但也有学者深表失望，认为2014年《行政诉讼法》只是屈辱地记录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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